这份档案，让南京大屠杀主犯俯首认罪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258万余卷的馆藏档案中，有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作为一件文物，它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份档案，它在关键时刻影响了历史轨迹，它就是被称为“京字一号证据”的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

　　图：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上签下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欢呼声中，那些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也随即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1946年8月，一辆黑色囚车秘密驶入了南京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车上坐着的，正是押解至此的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1937年12月，谷寿夫率日军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30多万中国百姓和手无寸铁的战俘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但在面对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审问时，罪行滔天的谷寿夫却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星期，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主犯谷寿夫的狡辩，让军事法庭一时犯了难，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军事法庭号召南京市民主动揭发谷寿夫部队的战争罪行。一时间，南京城人潮涌动，当年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市民，纷纷来到临时调查庭，哭诉日军罪行。

　　在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吴旋的年轻人，他将一本小相册，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这本小册子，就是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

　　这本相册，共有16张照片，每一张都是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骇人罪行的铁证。

　　罗瑾 时为华东照相馆学徒工

　　罗瑾说：“1938年的1月份，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拿着两卷胶卷给我们冲，洗出来之后，我到后面要换水，换水的时候一看，全是杀中国兵头的，另外还有一些强奸妇女的，我一看吓一大跳，心里就有一个动机，要把这些照片想办法留一套下来。”

　　拍摄这些罪证的人，竟是行凶者本身，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才会把行凶杀人的照片冲洗出来留作纪念？怀着悲愤的心情，当年只有15岁的罗瑾冒着生命危险将照片多冲洗了一份，偷偷保留下来并藏在身边，后来又转移到另一位爱国青年吴旋那里保存，经过8年的苦苦等待，才终于找到机会将这些日军罪行公之于众。

　　1947年2月6日，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吴旋上交的相册，成为了“京字一号证据”，震惊了世人，在这份铁证面前，谷寿夫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只能俯首认罪。

　　3月10日，军事法庭做出庄严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图：谷寿夫被判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使档案得以充分利用，助力于社会，回馈于人民，各类档案的收集同样是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是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布告中特别提到了接管档案的相关问题：“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之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需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由此可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了档案收集工作的重要性。

　　1949年11月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组成以董必武副总理为团长的华东工作团，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进行档案接收工作。

　　此时，虽然南京早已得到解放，但旧政权档案的接收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在当时，除了留在国史馆的档案文件被顺利接收并开始整理外，其他更多的民国政府档案却早已随着国民党的败退而不知所终。

　　图：国民党军溃败

　　为了找回国民党败退时沿途丢弃的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运送档案的浩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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